SBE｜岁月使企业家更注重社会价值创造

企业家年龄、制度和社会价值创造目标：一个多国研究

文献来源：Brieger SA, Bäro A, Criaco G, Terjesen SA. Entrepreneurs’ age,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value creation goals: A multi-country study.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21;57(1):425-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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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探讨了企业家年龄与社会价值创造目标间的关系。基于生命发展心理学和制度理论，本文假设企业家年龄和他们通过企业创造社会价值间存在U型关系。因而，年轻和年长的企业家通过创业创造更多社会价值，中年企业家更加经济导向。本文进一步假设，由于支持型制度环境允许企业家遵循年龄偏好，国家在经济、社会、政治自由方面的正式制度质量使企业家年林和追求社会价值创造间的U型关系更加陡峭。本文使用GEM中45个国家超过15000名企业家（18岁至64岁）的样本进行多层混合效应线性回归。

▋01 引言

个人对创业活动的取向取决于企业家的寿命。虽然已有研究论证了个人年龄和他们的创业行为间的关系，指出人们的态度、价值观、意图和行为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也就是说，人们的目标和动机取决于他们的寿命阶段。但对企业家在不同的生命阶段通过他们的组织追求哪种类型的目标知之甚少。一般来说，当年轻人寻求价值认同、社会接受和社会嵌入时，中年人优先考虑成长和保持，而老年人通常表现出更高水平的责任心。

本研究通过检验企业家通过创业创造社会价值的年龄差异来探讨企业家年龄与其社会价值创造目标之间的关系。社会价值创造被“广义地定义为增进社会及生物的福祉”。追求社会价值创造的企业家努力通过促进基本需求的满足、健康的环境来改善社会。根据发展心理学，企业家在其一生的不同阶段对社会(相对于经济)目标的优先级是不同的。因此，本文假设企业家的年龄及其创造社会价值的意愿之间存在U型关系。在成年早期，企业家对社会价值创造的关注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企业家可能将个人福利和经济动机置于社会动机之上，而在成年后期，企业家对社会价值创造的关注再次增加。因此，与中年企业家相比，年轻和年长的企业家更有可能优先考虑社会目标。此外，本文还研究了正式制度在修正这种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制度通过具有约束力的政治、经济和契约规则来规范个人的行为。制度质量越高，企业家年龄与其通过企业追求社会价值之间的U型关系越陡峭。

▋02  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2.1 企业家年龄与社会价值创造

企业家的个人态度、目标、欲望和价值观因年龄的不同而不同，这种差异反过来也反映在他们企业不同的价值创造目标上。成年中期的企业家将优先考虑个人成长和建立。随着中年成年人关注各种生活主题的成长导向目标，并必须对家庭承担更大的经济义务，中期企业家将更多地关注防止金融风险、创造财富、最大化利润和增长，从而通过企业追求经济目标。另一方面，年轻和成年晚期的企业家可能更愿意追求社会目标，为其社区和社会福利作出贡献。年轻的企业家经常得到他们的家庭和社区的（经济）支持。由于年轻企业家的基本需求往往得到满足，增加了他们帮助他人的动力，因此在组织和经营企业时优先创造社会价值。老年人只将创业活动作为额外的收入来源，而不是“主要财富产生者”。因此，年长的企业家可以集中精力实现与社会福祉和健康环境相关的目标。此外，老年人通常会表现出更高水平的责任心。

假设1 (H1):企业家年龄与社会价值创造之间存在一种U型的关系。

2.2 企业家年龄与社会价值创造:制度质量的调节作用

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在形成创业意图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为企业家提供有保障的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这种有利的环境通常会降低企业活动的交易成本，即廉价和较不费时的进入规定减少了创建新公司的障碍。高质量制度也会促进金融机构和其他服务行业发展，从而帮助企业家更容易获得资本和资源，以扩大他们的创业计划。因此，较高水平的创业活动通常出现在信贷和劳动力管制较少、腐败程度较低的环境中。

本文假设制度质量调节了企业家年龄与其商业社会价值创造目标间的曲线关系。高质量制度为企业家提供了自由、安全、能力和问责制，使他们能够根据自己在人生阶段的地位设定目标。当制度环境良好时，企业家能收获自己努力和主动性的创业成果。在强大的制度环境中，企业家认为创业计划和行动更容易预测，更不容易受到外部影响。因此，有利的资源禀赋、权力分配、平等、安全和问责激励使中年企业家实现更高的经济目标，同时赋予年轻和年老的企业家更大程度上追随他们的非商业目标，去遵循他们更强烈的亲社会意愿。综上所述，在质量更高的制度背景下，中年企业家能够更好地实现其内在的成就导向、财富导向和金融安全导向，从而导致较低的社会价值创造。相反，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成年早期和晚期的企业家能够更好地实现他们对改善世界和回报社会的先天取向。因此，在质量更高的制度背景下，企业家年龄与社会价值创造之间的U型关系应该更加陡峭。

假设2 (H2):国家制度的质量强化了企业家年龄与其社会价值创造之间的U型关系

▋03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了GEM-APS、World Bank和Freedom House的宏观数据，进行了多层混合效应线性回归分析。

DV：社会价值创造。捕捉了企业家在做生意中优先考虑社会价值创造的程度。通过量表进行评测：“你的企业目标可能产生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环境价值。请在这三个类别中总共分配100分”

IV：企业家年龄（18-64岁）。

MV：制度质量：通过（1）经济自由、（2）政治自由和（3）社会自由三个指标共同测算。经济自由采用传统的经济自由指数，衡量了经济自由的12个具体组成部分。政治自由结合了FreeHouse提供的两种自由测量：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社会自由是基于自由民主党平等成分指数和自由民主党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和自由指数的综合指数，因此衡量一个国家在法律面前的平等程度、个人自由、资源和权力的平等分配以及权利的平等保护。

▋04 研究结果

第一，显著的U型关系在所有模型中都是稳定的，假设1得到支持。

第二，经济自由加强了年龄和社会价值创造间的负向关系，并积极缓和了年龄和社会价值创造的正向关系。政治和社会自由积极显著地缓和了年龄和社会价值创造间的正向关系。假设2得到部分支持。

▋05 研究贡献

首先，本文是最早从理论和实证上论证了企业家社会价值创造目标的年龄差异的研究之一。

其次，本文研究表明，企业家通过企业创造社会价值在不同年龄段发生变化，既响应了扩大创业价值创造范围的呼吁，也响应了将发展视角应用于创业研究的呼吁。

最后，本文论证了不仅正式制度，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也会影响企业家的年龄与其价值创造目标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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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编辑：陈咏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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